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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

元曲定义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
　　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但虽有定格，又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
　　元曲将传统诗词、民歌和方言俗语揉为一体，形成了诙谐、洒脱、率真的艺术风格，对词体的创新和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
　　元曲有杂剧、散曲之分。散曲又有套数、小令、带过曲之别。

　　著名元曲
　　阳春曲(题情)
　　白朴
　　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你娘催逼紧拘钳，甚是严，越间阻越情锨。
　　天净沙(秋思)
　　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山坡羊(潼关怀古)
　　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卖花声(怀古)
　　张可久
　　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
　　双调夜行船(秋思)
　　马致远
　　百岁光阴如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
　　[乔木查] 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无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辩龙蛇。
　　[庆宣和] 投至狐踪兴兔穴，多少豪杰。鼎足三分半腰折，知他是魏耶？知他是晋耶？
　　[落梅风] 天教你富，莫太奢。无多时好天良夜。看钱奴硬将心似铁，空辜负锦堂风月。
　　[风入松] 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晓来清镜添白雪，上床兴鞋履相别。莫笑鸠巢计拙，葫芦提一向妆呆。
　　[拨不断] 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竹篱茅舍。
　　[离亭宴煞] 蛩吟一觉才宁贴，鸡鸣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
　　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穰穰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嘱咐俺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窦娥冤
　　(唱二黄散板)忽听得唤窦娥愁锁眉上，想起了老婆婆好不凄凉。只见她发了怒有话难讲，禁妈妈呼唤我所为哪桩?……我哭哭一声禁妈妈，我叫叫一声禁大娘，想窦娥遭了这不白冤枉，家有银钱尽花光，哪有余钱来奉上?望求妈妈你、你、你行善良。
　　(唱二黄慢板)未开言思往事心中调张，禁大娘你容我表叙衷肠。实可恨张驴儿良心昧丧，买羊肚要害婆婆一命身亡。害人者反害已徒劳妄想，他的母吃羊肚篓时断肠。狗奸碱仗男子出言无状，他把我老婆婆扭到公堂。不招认实难受无情梭棒，无情拌棒，为此事替婆婆认罪承当。
　　(唱二黄导板)一口饭噎得我险些命丧，(接唱散板)谢上苍恩赐我重见老娘。(唱快三眼)老婆婆你不必宽心话讲，媳妇我顿刻间命丧云阳：永不能奉甘旨承欢堂上，永不能与婆婆熬药煎汤；心儿内实难舍父母思养，要相逢除非是大梦一场。
　　(唱反二黄慢板)没来由遭刑宪受此魔难，看起来老天爷不辨愚贤；良善家为什么遭此天谴?作恶的为什么反增寿年?法场上一个个泪流满面，都道说我窦娥死得可怜!服睁睁老严亲难得相见，重时间大炮响尸首不全。
　　(唱二黄散板)又听得法场外人声呐喊，都道说我窦娥冤枉可怜!虽然是天地大无处申辩，我还要向苍弯诉苦一番：……这官司眼见得不明不暗，那赃官害得我负屈含冤；倘若是我死后灵应不显，怎见得此时我怨气冲天[我不要半星红血红尘溅，将鲜血俱洒在白练之间；四下里望旗杆人人得见，还要你六月里雪满阶前；这楚州要叫它三年大旱，那时节才知我身负奇冤!
　　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第三折选
　　[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元曲是继承了唐诗宋词而形成的一种诗歌文体，你想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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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传统

　　辞赋传统，即“中华辞赋传统”，指中华辞赋“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辞赋社会因素”、辞赋文化因素、辞赋文学流变等内容和形式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辞赋家创作习成、辞赋品德、辞赋思想、辞赋风格、辞赋技巧、辞赋文化、辞赋史等等领域的中华非物质文化的诸多元素。辞赋传统，是中华非物质文化的内在表现形式。辞赋的传统，具体指的是什么呢？金学孟云：“‘嬉笑怒骂皆成趣，信马由缰任东西’。应该是写作特色啊，写作方法的精粹部分。就是汉赋、骈赋、律赋、文赋、散赋、杂赋等等的一种写作内在规律和表达形式，以及她所肩负的社会使命。”。手缺一指云：“似歌而不媚，拒诽而隐讽。含怨而词不怒，文奇而意不悚。求音韵之华美，谋和谐而中庸”。辞赋之俪雅吗？却者，愁也。愁辞之不及赋也。中国辞赋，如果换用现代语言,那就失去了他的特体基石作用。用现代语言来套用传统辞赋的形式新的语言方式,是很难表达赋人的心境的。这就是所谓“辞赋传统”。学者日不落，提出“中华辞赋传统”学说。
　　中国新辞赋，是否该继承传统和如何继承传统的问题呢？答案当然是肯定性的。赋界、赋人、赋风、赋论、赋品、赋记、赋话，当代辞赋文化，均很薄弱，与古代相比，简直是雏形而已。中国辞赋，从《楚辞》算起，其间经历着不同时代的社会变迁，但传统辞赋的语言节奏和音韵，总离不开对称。当对称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被文学的规律（辞赋文学发展规律是：不平衡——平衡——不平衡）打破。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其辞赋，运用传统形式，继承屈原精神。两人虽隔千载，但：思想、遭遇、志向、品格，相通也。《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
　　当代辞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应当属于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写的中华辞赋，既非古人辞赋，也非资本主义的辞赋，更绝非汉民族的辞赋，当为中华民族的辞赋。于是，辞赋作品的共同“主体要一致（手缺一指语）”；作家却呈现出“各自有自己的特点（手缺一指语）”。辞赋革新，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历史上还没有哪个人物，居然斗胆敢于否定那个时代，辞赋的弊端。由此，千古中华辞赋，将随同中华辞赋革新派的名字，气荡长空。
　　书贵，贵在看，不贵在买。如果天天都看，就觉得书贵。只是如果把一切都看淡一些，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只不过在恢复一种汉风的写作手法并加上魏晋后的骈句，唐宋的格律与对偶，那样的新体古言汉风赋将是最完美的一种赋文体。难道当代辞赋与古典辞赋划等号么？如果写现代赋，不如去写散文。没有秦风汉曲的赋文，根本没有可读性的。
　　当代人写的赋，与古赋，有区分么？秦风汉曲，正是唐宋八大家，推崇的。如果写成现代文赋，那已经不具备赋的资格了。那当代白话赋，就是散体赋了。与秦风汉曲并存，究竟哪个是复古，哪个是创新？矛盾，也不矛盾。复古的是风体，创新的是美感。“辞赋中的传统”，究竟指那些范畴？下府岸人曰：“如果写现代赋，不如去写散文”。没有秦风汉曲的赋文，根本没有可读性的。秦风汉曲，就是传统吗？（董乃斌有一本《雄风振采》，辞赋所困惑的许多问题在里面都有答案。惟书万事通）。（注解：日不落，求教学者“乾坤居士”，对话摘录。）
　　中华辞赋革新口号：秦风汉曲、魏晋风骨、韩柳文蕴、桐城遗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继承传统、创造革新今人写古体赋，为当代赋；今人写白话赋，也为新赋；其二者，正如打油诗与古典诗歌一样，都是诗歌范畴。仅属语言体式造成的风格差异而已。潘、岸二魁，热衷于辞赋事业。故，病龙先生云：“潘翁呐喊，岸人抗旗。”。其实，这样精辟的论断，是东北辞赋集团最伟大的贡献。因为：潘是当代辞赋战略家，岸是当代辞赋最伟大的实践家。乾坤居士曰：“那赵逵夫，董乃斌他们应该算什么家？我们目前所讨论与研究的东西，差人家好几十年呢。改革开放都才几十年，变化就这么大。”。
　　下府岸人辞赋改革观：“‘承’---中国辞赋当代创新。指有创造性意义的辞赋研究。延伸和发展--- 重之创新和改革。因此，辞赋文化的延伸和发展，已从单纯的文学概念演变为含义宽广的经济哲学概念，包括国学思想理论、科学技术辞赋软件、辞赋网站企业文化、辞赋产业经营、辞赋学术经济机制、赋学知识等，都是牵动辞赋创新的重大课题。岸人夫乃凡人不似高者有上言，乃只为有已之一凡说，有一凡说这样也为之心文亦为之世乐也焉！又惟以为写赋之同仁共论辞赋趋向之走展，亦为当今赋坛之篇势之说事。其辞赋所谓论史与论世可以深之又深，奈何岸人以只字为断。掘见谨为吾私之议说而课一焉！辞赋所谓论史与论世可以深之又深，奈何岸人掘力而难为少为之了！辞赋谓之改革，凡三，曰体式、曰句式、曰论式。岸人夫乃凡人不似高者有上言，乃只为有已之一凡说，有一凡说这样也为之心文亦为之世乐也焉！又惟以为写赋之同仁共论辞赋趋向之走展，亦为当今赋坛之篇势之说事。其辞赋所谓论史与论世可以深之又深，奈何岸人以只字为断。掘见谨为吾私之议说而课一焉！”。辞赋谓之改革，凡三，岸人对这三式有自己独到的观点。
　　风华才子：“辞赋改革，对辞赋界进行一次大胆的思想理论改革，从形式到内容，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科学量化的分析和考证，整合一些先进有价值的观念，摒弃陈腐不合时宜的理念，为中国辞赋的创作者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创作方法。且其理论长篇宏论，在形式上有步洛阳会议之后尘之感。”。
　　曹英人：“严格的限制在文本之内，虽然确实如先所说 于论世、论史之处罕所投鞭。不过，比之稻粱之谋。实利多矣！岸人只讲了辞赋文体的形式，很片面。涉及的仅是辞赋改革的一小部分。”。
　　辞赋传统的定义如何解释。下府岸人：“传统辞赋---辞赋之脉衍之源流、时代辞赋---辞赋之传承之流变，四六句---辞赋之一格之套路。辞赋传统的源头，在哪里呢？工散句---辞赋之发展之大势。泽生、才子红岩、乾坤居士等，关注当代辞赋的发展、创新，宣导、运作与推广，乃至当代辞赋的革新与变革，时过境迁，文而大义。又曰：文之信文之心时乎之上也！才子红岩机敏盛力，热情高涨，居士科班善学功底好。得肯定的倒是，潘承祥先生对当代辞赋传统的形成的杰出的贡献。是辞赋沿革的进步，是当代辞赋界最伟大的收获。”。如果计算当代辞赋的总字数，潘绝对占个体优势的。
　　风雅，是辞赋的原始源头么？辞赋，源于楚骚，发于汉风。那么辞赋源头，当在民间？风雅，民歌，是其第一源头。因为楚骚 包括风雅颂。“任何文学体式，概发乎于民间俚语，成乎于文字升华，盛乎于官试文应。尤以《诗经》取势摘撰于民间歌谣为著。”。把辞赋骈文之类的镌刻在大理石上，古代有经典案例么？有。下府岸人：“尤以宗教经典、皇宗陈表、诔铭衍纪为重。六朝采用浮泛语言,两晋忽视真情实感,抛弃《诗经》传统,今人效法近世辞赋的弊病,表现真实感情薄弱,片面追求词藻华丽居多，有人热中于高官厚禄辞赋阿谀,空泛地吟咏生活。”。
　　辞赋革新，是辞赋传统的延续的推动力。其实，在古代，就存在辞赋革新运动。譬如：杨维祯作为元末明初文坛领袖,一生主要致力于诗文辞赋等传统文学样式的革新,是元代成就最高的辞赋大师。倡导古乐府运动,并以他为首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铁雅赋派。辞赋传统，以辞赋风格为内容。古代浪漫主义作品，占有比重较大。因为辞赋源头，在于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楚辞体。浪漫主义的辞赋传统，两汉薪火相传,例如：汉代辞赋家贾谊、建安时代的曹植、正始时期的阮籍、两晋六朝时的左思。这些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如诗。后世的韩愈亦以赋为诗,以诗为赋的一种表现。故，辞赋，起源于诗。赋，却独立列在文章体裁之内。因为，其发展规模，一度超过了诗歌。文学史上总有这样的提法：先秦诸子散文到两汉辞赋,从唐宋八大家到明清小说。恰恰惟独把唐诗宋词似乎单独，作专题系列。这说明赋：是更接近于散文的文体。那么，当代白话赋，应当纳入辞赋范畴。
　　中国赋，起源在诗歌之后。孔子，惟独不是一个艺术家，先秦诸子都不是艺术家，西方亚里士多德很早就写下了艺术理论著作《诗学》。辞赋，却没有出现如此的异域现象？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无非是中华辞赋，在西方汉学领域里是块“活化石”，即中华辞赋具有其相对的唯一性。但，其传统，却因此延续到后来，几乎“断流”。不同于“琴棋书画、书香人家”的“四艺”，辞赋成了象征。中华辞赋，被当代网络辞赋家，从与“文学的对角线间，不可以证明的死角”拾起，再读走向了文人的业余兴趣。可见，在当代辞赋是附属于经济生活的，这也导致了“辞赋传统”颓废，当代辞赋家几乎普遍存在“重文商、轻文技”的思想。产生这种现象根本，在于象形文字方块汉字，为艺术代言的中华辞赋，从中国汉赋，于造纸发明之后，到两晋朝末期，辞赋迅速衰退，迎来了诗歌的大唐盛音。至“五四”新文化思想解放运动，彻底绝匿。而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尤其是网络文化蓬勃发展起来，中华辞赋运动，悄然而生。这说明：中国最古老的辞赋“传统”，依旧存在着有比古典诗词更鲜活的生存力，也就是说，古老的中华辞赋完全是可以复活，并发展繁荣起来的。宗白华《艺境》云：“愈进化愈高级的艺术，凭借物质材料愈减少。到了诗歌造其极。诗歌是艺术之王。”
　　“三曹文学”之曹植辞赋。“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曹丕《奠论论文》推崇文章观点的典型性，而曹植囿于“辞赋传统”，偏辞韵赋意，恰恰使辞赋增添了“建安风骨”神韵。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桐赋风骨”基本内涵：是桐城赋派的美学风范，是对以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为首的江淮辞赋作家风格一种概括。所谓“桐赋风骨”，是指其辞赋“内在时代生活生气、艺术感染力、语言基因最完美表达、简练刚健风格的结成的独特当代中国特色的新辞赋风貌（日不落语）”。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社会发展迅速，桐城文人深厚，清代桐城派遗风，再次激发了辞赋创作大发展，不但创作特点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雅好慷慨、慷慨多姿，而且艺术风格明朗刚健、骨力遒劲、思想充实、富感染力、情感语言表现强烈、风健清新、素材完美结合。
　　西晋辞赋，主要作家：潘岳与陆机。潘岳与陆机是西晋太康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左思继承并发扬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作品内容充实，富于力度，有“左思风力”（钟嵘语）之称。东晋辞赋：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对后代文影响极大现在我们接着来谈陶渊明的生平。陶渊明的一生，简单地说，可以分为闲居、出仕、隐居三个阶段。陶渊明的作品， 今存辞赋二篇。他的辞赋与散文均写得很出色，《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桃花园记》均是其中的代表作。陶赋艺术特点：平淡自然与诗意淳美统一、情景理统一 、豪迈雄健。
　　两朝辞赋传统：以宫廷为中心的赋人集团创作活跃、辞赋创作上求新求变的倾向很突出。“俪采百句之偶，争价一字之奇”，进一步骈化，骈体文创作成为这时的最有代表性的文体。辞赋创作观念上，由“言志”转向重“奢情”。特点：精工富艳、细腻刻划、结构程式化。宫体辞赋，是辞坛上出现的一种新的创作倾向，与艳情化、娱乐化的创作趋向有关，并在赋坛上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南北朝：是我国辞赋史上，又一新发展，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篇制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大部分属于清商曲辞。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北朝文赋，既少又不好。骈文辞赋：南北朝时期是骈文兴盛时代，散文史传、地理学术著作，受到骈文影响，突出有两部——郦道元《水经注》、杨炫之《洛阳伽蓝记》。
　　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韩愈，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文，其散文继承先秦两汉传统，称“古文”。北宋，柳开疾呼恢复韩柳的古文传统；王禹偁也反对五代以来浮艳相尚的文风；欧阳修，开骈散结合，平易流畅，为元明清诸代所遵循。故，读天山客之赋，大有欧风也。天山君，西部辞赋宗师，当之无愧耳！
　　若赋之传统都搞不清，何之革新，革谁的新？传统与革新，是继承与被继承、发展与被发展的辨证关系。当然，革新于辞赋，须迅速扩大辞赋革新派队伍。也就是把培养信徒当首要也。下府岸人：“是赋的时代发展”。 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爵有时而尽,荣乐止乎一生。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唐古文运动，主张创作风格言之有物。宋承其风，清复求其法。历次文学革命，肯定存在对立派，否则，还须革新运动，何用之有？但，进步积极的改革思想，在某中程度上，占有相对优势力量，能够吸引更多的群体参与那样长期的思维改造。这样，吸纳众多改革门徒，就标志着辞赋革新，进入到相持阶段。此阶段，与保守派的交锋，将是中华辞赋革新进程之中，最波澜壮阔的奇观。万蒂：“革新鼎故，乃辞赋发展之正确方向”。旷古宏论也。变则通，通则久，久则存，存则立。据可靠情报，在洛阳辞赋峰会上，陈瑞萍、洛阳大学校长、龚克昌等人，明确支持中华辞赋革新运动。今，首发之，未为错也。遗憾的倒是，仅存在于局部交流谈论之中，根本没能形成决议案。
　　当代辞赋非打油化。而是当代辞赋新文学机制的初步建立。而关于打油化风格，辞赋家陈瑞萍则有一段论述：“洒油泼醋（打油诗别名）,是诗。诗是多种形式的语言文字艺术形式,有很多人认为,打油是上不去大雅之堂的,所以人们所追求的是高雅艺术,俗不知,打油是特别贴近生活,能提高对事物对大脑反应灵活的催化剂,因此,打油是诗词的一种体材对现实的丑与美褒贬容入其中。”。辞赋革新，其实就存在于当代辞赋家，每一步创作实践当中；存在于对辞赋传统---民族精神的寻根之中。故，辞赋传统，也就是如何批判地继承的问题，是辞赋革新的一个焦点课题。当然，运用鲁迅的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后完美地创造。著名文化学者张有茂盛先生明确指出：“辞赋是中华传统文化，是国粹。因历史因素而濒危，继承其文化传统的精义，是辞赋革新的重要内容。”。如是说，下府岸人先生强调的“辞赋传统问题”，确为辞赋革新不可忽视也。
　　继承传统，是辞赋立身之本；创造发展，是辞赋繁荣之路。赋以人为本，辞以民为先。革新，是弥补当代辞赋创作之陋习，非劝苛农桑耳。张友茂先生关于中华辞赋传统性的论断，恰恰切中了此要害。这样“辞赋传统”与“辞赋革新”，是继承与创造的逻辑顺序，二者，都是中华辞赋凤凰涅磐更生的手段。正若邓小平说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于是乎，所谓辞赋革新，不单纯是创作范畴，更涉及辞赋文化体制改革。风华才子：“真正能够领导起中国辞赋革新这项运动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学院派，也不是维持现状的保守派，而是当今能够为辞赋文学革新摇旗呐喊的网络少壮派，在辞赋革新运动中承担起中流砥柱的带头作用《北国风韵·辞赋版》将成为辞赋文学革新鼎故的文化阵地。真正能够领导起中国辞赋革新这项运动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学院派，也不是维持现状的保守派，而是当今能够为辞赋文学革新摇旗呐喊的网络少壮派，在辞赋革新运动中承担起中流砥柱的带头作用。”。
　　文化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平衡——平衡——不平衡。楚辞产生前后，列国忙于征战，辞赋获得了形成的空间；到汉代，达到了空前繁荣；两晋相对繁荣；唐宋以后，由于诗词的繁盛，古文运动的崛起，而导致辞赋滞涨现象产生。原因是两晋未能纠错于畸形的辞赋创作。相反，中华文学史：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等，则证明了：文学体式可多样并存，多样文风同在。那么，中华辞赋，因其自身潜伏的不平衡因素，导致“五四”冰川期。当代中国辞赋革新，并非否定辞赋创作多元化风格的存在，而是求同存异，而是窥辞赋天地之奥秘，而达辞赋规律平衡之无极。万蒂：“勾勒出辞赋取向之轨迹！”。当代中国辞赋作家阵容，与其他文学作家群，比较而言，简直如同泥牛入海，不堪称其规模也。

辞赋乃诗词之源也！不可不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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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汉赋的结构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的类别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赋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汉代文体。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 荀子 的《赋》；作为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

汉赋的主要代表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
　　枚乘：《七发》（楚辞体）《柳赋》《梁王菟园赋》
　　贾谊：《鵩鸟赋》
　　扬雄：《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
　　王褒：《洞箫赋》

代表作：
子虚赋  西汉司马相如作品　全文如下：
　　楚使子虚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畋罢，子虚过姹乌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安，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畋，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对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子虚曰：“可”。
　　王车架千乘，选徒万乘，畋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网弥山。掩兔辚鹿，射麋脚麟。鹜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焉足以方其外泽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仆对曰：‘唯唯’。
　　‘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昆吾,瑊瓑玄厉，碝石碔砆。其乐则有蕙圃：蘅兰芷若，芎藭菖浦，江蓠蘼芜，诸柘巴苴。其南侧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似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葳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湿则生藏茛蒹葭，东蘠雕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色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芬；其上则有鹓鶵孔弯，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曼蜓貙犴。
　　于是乎乃使专诸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交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段之桡旃， 明月之珠旗，建于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 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蹴蛩蛩，辚距虚。轶野马，惠陶余，乘遗风，射游骐。倏目倩利，雷动犬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心决眦，洞胸达掖，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把草蔽地。于是楚王乃弭节徘徊，翱翔容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徼郄受诎，殚睹众兽之变态。
　　于是郑女曼姬，被阿锡，揄纻缟，杂纤罗，垂雾縠，襞积褰绉，郁桡溪谷。纷纷排排，扬施戌削，蜚襳垂髾。扶舆猗靡，翕呷萃蔡；下靡兰蕙，上指羽盖；错翡翠之威庭，缪绕玉绥。眇眇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于是乃相与獠于蕙圃，媻姗勃窣，上乎金提。揜翡翠，射鹱义，微矰出，孅缴施。弋白鹄，加鸟鹅，双仓下，玄鹤加。怠而后发，游于清池。浮文益，扬旌世，张翠帷，建羽盖。罔瑇瑁，钓紫贝。摐金鼓，吹鸣籁。榜人歌，声流喝。水虫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田石相击，良良嗑嗑，若雷霆之声，闻平数百里之外。将息獠者，击灵鼓，起烽燧，车按行，骑就从，丽乎淫淫，般乎裔裔。
　　于是楚王乃登云阳之台，怕乎无为，詹乎自持，芍药之和具，而后御之。不若大王终日驰骋，曾不下舆，月割轮粹，自以为娱。臣窃观之，齐殆不如。于是齐王无以应仆也。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贶齐国：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获，以娱左右，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恶，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且齐东陼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邱，徬徨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若乃俶傥瑰玮，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卒，充物其中，不可胜记，禹不能名，卨不能计。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

韵散结合的汉赋，乃中华诗词之早期产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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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朝骈文

　　六朝骈文，是对中国古代六朝时期骈文创作的总称。六朝骈文中的六朝，一般的说法： 六朝,历史上指的是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以南京为国都的朝代。吴、东晋、宋、齐、梁、陈；东吴 东晋 宋 齐 梁 陈。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不在六朝之列，应该是北魏、东晋、宋、齐、梁、陈。
　　关于六朝，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六朝,历史上指的是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以南京为国都的朝代，其一，就王朝而言，《宋史 张守传》所谓：“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是指吴、东晋、宋、齐、梁、陈。其二，就时代而言，则指起自三国，终至陈朝的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在中国南北各地建立的大大小小政权。后世学者称六朝多以时代论，而不以王朝论。如清人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六朝部分，不仅有《全宋文》、《全齐文》等，还有《全后魏文》、《全北齐文》、《全后周文》以及《全隋文》。一般的文学史中称为“汉魏六朝”，即以此中说法为准。 但史学界现在重视在建康（南京）建都的六个王朝，具体可以参见张承宗主编的《六朝史》（江苏古籍出版社），前有我系刚过世的吴泽先生所作的序，就谈到了广义六朝和狭义六朝；也可参见本系简修炜、庄辉明、章义和三位老师编撰的《六朝史稿》

　　六朝骈文——形式美学：骈文形式（如整齐对称的句式、丰富含蕴的用典和严整的声律等）与叙事清晰明朗这项要求相矛盾；另一方面，骈文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又恰恰是达到叙事生动形象、抒情感人肺腑、议论气势如虹的最佳途径。骈文兴盛是因其典雅雍容、庄重工稳，甚至腐化铺张的形式，在帝统上适应了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天朝心态。

　　六朝骈文，“六朝文无非骈体。”骈体的出现与兴盛，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文人逐渐重视诗文的音乐美和形式美的心态。自西晋以来，文学的骈偶化——散文和辞赋都不约而同地向着骈俪的方向发展，表现出强烈的诗化冲动，并由此逐渐形成了我国独有的美文样式——俳赋和骈文。

　　六朝骈文形式的特点主要有二，简言之：对，典。
　　1、“对”——声调韵律上讲求平仄相对；谴词用字上讲求意义相对。言要对，事要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犹，正对为劣。
　　正对，如吴均《与朱元思书》云：“泉水激石，泠泠做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不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
　　反对，如庾信《哀江南赋》《序》云：“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壁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2、典——造语，即依照古文的言辞；用事，即依照故事的话题。造语用典意婉而尽，藻丽而富是言能达意、言不尽意的直观体现。六朝尚“三玄”（《周易》、《老子》、《庄子》）。
　　庾信《哀江南赋序》云：“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潘岳之文才，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
    六朝骈文，叙事模糊性，进而化作一种情绪式的、富有诗情的、形象化的叙述，拥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对仗等手法，尤其是形成正反对照和铺排，既不剑拔弩张，显得雍容大度，又有气势宏大；大量用典。六朝骈文许多表现艺术也并非为封建文化所专有，它具有永恒的价值。

实例：
　　与朱元思书  作者：（南朝）吴均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哀江南赋  作者：（梁朝）庾信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
　　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籓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
　　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炎；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我之掌瘐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禀嵩、华之玉石，润河洛之波澜；居负洛而重世，邑临河而宴安。
　　逮永嘉之艰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于墙壁，路交横于豺虎；值五马之南奔，逢三星之东聚；彼陵江而建国，始播迁于吾祖。分南阳而赐田，裂东岳而胙土；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水木交运，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节；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新野有生祠之妙，河南有胡书之碣。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阶庭空谷，门巷蒲轮；移谈讲书，就简书筠。降生世德，载诞贞臣，文词高于甲观，楷模盛于漳滨；嗟有道而无凤，叹非时而有麟。既奸回之奰逆，终不悦于仁人。
　　王子滨洛之岁，兰成射策之年。始含香于建礼，乃矫翼于崇贤；游洊雷之讲肆，齿明离之胄筵。既倾蠡而酌海，遂测管而窥天。方塘水白，钓渚池圆；侍戎韬于武帐，听雅曲于文弦。乃解悬而通籍，遂崇文而会武；居笠毂而掌兵，出兰池而典午。论兵于江、汉之君，拭玉于西河之主。
　　于是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賮浮玉，南琛没羽。吴歈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
　　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班超为定远之侯，王歙为和亲之使。马武无预于甲兵，冯唐不论于将帅。岂知山岳闇然，江湖潜沸，渔阳有闾左戍卒，离石有将兵都尉。
　　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烬之飞灰，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乘渍水以胶船，驭奔驹以朽索。小人则将及水火，君子则方成猿鹤。敝箄不能救盐池之咸，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既而鲂鱼尾，四郊多垒。殿狎江鸥，宫鸣野雉；湛庐去国，艅艎失水。见被发于伊川，知百年而为戎矣。
　　彼奸逆之炽盛，久游魂而放命。大则有鲸有鲵，小则为枭为獍。负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烛之能调，岂璇玑之可正！值天下之无为，尚有欲于羁縻。饮其琉璃之酒，赏其虎豹之皮；见胡柯于大夏，识鸟卵于条枝。豺牙宓厉，虺毒潜吹；轻九鼎而欲问，闻三川而遂窥。
　　始则王子召戎，奸臣见胄。既官政而离逖，遂师言而泄漏。望廷尉之囚，反淮南之穷寇；出狄泉之苍鸟，起横江之困兽。地则石鼓鸣山，天则金精动宿；北阙龙吟，东陵麟鬬。
　　尔乃桀横扇，冯陵畿甸。拥狼望于黄图，填庐山于赤县。青袍如草，白马如练。天子履端废朝，单于长围高宴。两观当戟，千门受箭；白虹贯日，苍鹰击殿；竟遭夏台之祸，终视尧城之变。官守无奔问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战。陶侃空争米船，顾荣虚摇羽扇。
　　将军死绥，路绝长围。烽随星落，书逐鸢飞。遂乃韩分赵裂，鼓卧旗折。失群班马，迷轮乱辙。猛士婴城，谋臣卷舌。昆阳之战象走林，常山之阵蛇奔穴。五郡则兄弟相悲，三州则父子离别。护军慷慨，忠能死节，三世为将，终于此灭。济阳忠壮，身参末将，兄弟三人，义声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丧；狄人归元，三军凄怆。尚书多算，守备是长，云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齐将之闭壁，无燕师之卧墙。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奋发，勇气咆勃。实总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鱼门；兵填马窟。屡犯通中，频遭刮骨。功业夭枉；身名埋没。
　　或以隼翼鷃披，虎威狐假。沾渍锋镝，脂膏原野。兵弱虏强，城孤气寡。闻鹤唳而心惊，听胡笳而泪下。拒神亭而亡戟，临横江而弃马。崩于钜鹿之沙，碎于长平之瓦。
　　于是桂林颠覆，长洲麋鹿。溃溃沸腾，茫茫黩。天地离阻，神人残酷。晋、郑靡依，鲁、卫不睦，竞动天关，争回地轴。探雀而未饱，待熊蹯而讵熟？乃有车侧郭门，筋悬庙屋。鬼同曹社之谋，人有秦庭之哭。
　　尔乃假刻玺于关塞，称使者之酬对。逢鄂坂之讥嫌，值耏门之征税。乘白马而不前，策青骡而转碍。吹落叶之扁舟，飘长风于上游。彼锯牙而钩爪，又循江而习流。排青龙之战舰，鬬飞燕之船楼。张辽临于赤壁，王下于巴丘。乍风惊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声于黄盖，已先沉于杜侯。落帆黄鹤之浦，藏船鹦鹉之洲。路已分于湘、汉，星犹看于斗、牛。
　　若乃阴陵失路，钓台斜趣。望赤壁而沾衣，舣乌江而不渡。雷池栅浦，鹊陵焚戍。旅舍无烟，巢禽无树。谓荆、衡之杞梓，庶江、汉之可恃。淮海维扬，三千余里。过漂渚而寄食，讬庐中而渡水。届于七泽，滨于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见殷忧之方始。本不达于危行，又无情于禄仕。谬掌卫于中军，滥尸丞于御史。
　　信生世等于龙门，辞亲同于河、洛。奉立身之遗训，受成书之顾讬。昔四世而无，今七叶而始落。泣风雨于《梁山》，惟枯鱼之衔索。入欹斜之小径，掩蓬藋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芦苇之单衣。
　　于是西楚霸王，剑及繁阳，鏖兵金匮，校战玉堂；苍鹰赤雀，铁轴牙樯。沉白马而誓众，负黄龙而渡江，海潮迎舰，江萍送王。戎车屯于石城，戈船掩于淮泗；诸侯则郑伯前驱，盟主则荀罃暮至。剖巢熏穴，奔魑走魅。埋长狄于驹门，斩蚩尤于中冀。燃腹为灯，饮头为器。直虹贯垒，长星属地。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
　　西瞻博望，北临玄圃，月榭风台，池平树古。倚弓于玉女窗扉，系马于凤皇楼柱；仁寿之镜徒悬，茂陵之书空聚。
　　若夫立德立言，谟明寅亮；声超于系表，道高于河上；更不遇于浮丘，遂无言于师旷。以爱子而托人，知西陵而谁望？非无北阙之兵，犹有云台之仗。
　　司徒之表里经纶，狐偃之惟王实勤。横雕戈而对霸主，执金鼓而问贼臣。平吴之功，壮于杜元凯；王室是赖，深于温太真。始则地名全节，终则山称枉人。南阳校书，去之已远；上蔡逐猎，知之何晚？
　　镇北之负誉矜前，风飙凛然。水神遭箭，山灵见鞭。是以蜇熊伤马，浮蛟没船。才子并命，俱非百年。
　　中宗之夷凶靖乱，大雪冤耻，去代邸而承基，迁唐郊而纂祀；反旧章于司隶，归余风于正始。沈猜则方逞其欲，藏疾则自矜于己。天下之事没焉，诸侯之心摇矣。既而齐交北绝，秦患西起。况背关而怀楚，异端委而开吴。驱绿林之散卒，拒骊山之叛徒。营军梁，蒐乘巴渝。问诸淫昏之鬼，求诸厌劾之符。荆门遭廪延之戮，夏口滥逵泉之诛。蔑因亲以教爱，忍和乐于弯弧。既无谋于肉食，非所望于《论都》。未深思于五难，先自擅于三端。登阳城而避险，卧砥柱而求安。既言多于忌刻，实志勇而刑残。但坐观于时变，本无情于急难。地惟黑子，城犹弹丸；其怨则黩，其盟则寒。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况以沴气朝浮，妖精夜陨。赤鸟则三朝夹日，苍云则七重围轸。亡吴之岁既穷，入郢之年斯尽。
　　周含郑怒，楚结秦冤。有南风之不竞，值西邻之责言。俄而梯冲乱舞，冀马云屯。俴秦车于畅毂，沓汉鼓于雷门。下陈仓而连弩，渡临晋而横船。
　　虽复楚有七泽，人称三户；箭不丽于六麋，雷无惊于九虎。辞洞庭兮落木，去涔阳兮极浦。炽火兮焚旗，贞风兮害蛊。乃使玉轴扬灰，龙文折柱。下江余城，长林故营；徒思钳马之秣，未见烧牛之兵。章曼支以毂走，宫之奇以族行；河无冰而马渡，关未晓而鸡鸣。忠臣解骨，君子吞声。章华望祭之所，云梦伪游之地；荒谷缢于莫敖，冶父囚于群师。硎谷折拉，鹰鹯批。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
　　况复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忆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阳亭有离别之赋，临江王有愁思之歌。别有飘飖武威，羁旅金微；班超生而忘返，温序死而思归。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
　　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拨乱之主忽焉，中兴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见戮于犹子。荆山鹊飞而玉碎，随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乱于平林，殇魂游于新市。
　　梁故丰徙，楚实秦亡；不有所废，其何以昌？有妫之后，将育于姜。输我神器，居为让王。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用无赖之子弟，举江东而全弃。惜天下之一家，遭东南之反气；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
　　且夫天道回旋，生民预焉。余烈祖于西晋，始流播于东川；洎余身而七叶，又遭时而北迁。提挈老幼，关河累年。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况复零落将尽，灵光岿然！
日穷于纪，岁将复始。逼迫危虑，端忧暮齿。践长乐之神皋，望宣平之贵里。渭水贯于天门，骊山回于地市。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见钟鼎于金、张，闻弦歌于许、史。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

六朝骈文是继楚骚、汉赋、乐府之后的一种文体，不可不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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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诗

　　唐宋诗歌各有特色，元明两代，文学的主流转向戏曲、小说，诗歌相对衰落。清代诗人，借鉴前代，扬长补短，对于古典诗歌有所发展。但清代的文字狱，使有些诗人畏惧政治的迫害，同时又迷惑于表面的承平，冲淡了对社会矛盾的深入观察和揭露，限制了清诗获得更高成就。然而总的看来,清代诗人不满于元诗的绮弱,明诗的复古和轻浅、狭窄的毛病，在技巧上兼学唐宋诗的长处，不断追求创新，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流派迭出，风格多样，其成就是超过元明两代，足以下启近代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后劲的。

　　清初诗歌
　　清初诗坛的主流是“遗民诗”。在当时汉族人民和清朝统治者之间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的情况下，具有反清思想的明朝“遗民”诗人，他们有的直接参加抗清的政治、军事斗争，甚至以身殉难。有的以流亡隐居或削发为僧保持气节，志行皎然。他们写了不少表现民族大义、闪耀战斗光芒的诗篇。有的诗篇因受禁锢而失传，但流传下来的还是富有反抗精神的。这些诗人，主要有阎尔梅、傅山、黄宗羲、杜濬、钱澄之、归庄、顾炎武、吴嘉纪、王夫之、吕留良、屈大均、陈恭尹等。其中如顾炎武的诗，宗法杜甫,以写易代之痛,词意坚实，风骨劲健。王夫之的诗如正、补《落花诗》等，瑰丽奥衍，纵横排奡，寄托亦深。阎尔梅吊古咏时之作，抒发黍离之悲,感情强烈。钱澄之诗题材较广,抒写故国之思的作品激越苍凉，描写人民疾苦的诗凄急幽奥。吴嘉纪的诗在表现反清思想之外，又善用白描手法反映民生疾苦；他长期和贫苦的农民、盐民生活在一起，滨海人民所受天灾人祸的煎熬，在诗中鲜明地留下了斑斑的血泪之痕。杜濬诗清郁，归庄诗绵丽，写情都相当沉痛；归庄《己丑元旦》诗：“不信江南百万户，锄稷只向陇头耕。”对人民的反抗力量抱着充分的希望和估计，很能激发人们的斗争意志。生年稍后的屈大均、陈恭尹两人，崛起岭南。两人的诗中多悲恸亡国之作，也都写得铿锵遒壮，兼具气韵声色之美。

　　以明臣而仕清的诗人，最著名的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称“江左三大家”。三人中，龚鼎孳较少特色，也无甚影响。钱谦益声名和影响都较大，他作诗反对明人的偏激，力扫前后七子和竟陵派之弊。他兼取唐诗及宋、金诸名家之长，才藻富赡,在明季的作品,已显露能够挽诗坛衰势的气概；入清后的诗，哀思明室，托兴更深。因为他以明臣仕清，论者曾讥其矫饰。钱谦益是常熟人，所以又被称为“虞山诗派”的领袖。此派诗人还有他的学生与后辈冯班、冯舒和钱曾等，他们的诗风格并不同,成就也不高。吴伟业以“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笔，写晚明史事及兴亡、身世之感，“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他的七言歌行,《四库全书总目》评为：“格律本乎四杰（初唐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有很大的感染力，影响也大，在诗歌史上有创新意义。他是太仓人，又被称为“娄东诗派”的领袖。不过周肇、王揆、许旭等“娄东十子”的诗，走明朝王世贞等“后七子”的老路，并不能写出吴伟业那样的歌行。

　　康熙、雍正时期诗歌
　　主要生活于康熙、雍正两朝的应试出仕诗人，有所谓“南施北宋”两家。施指施闰章，诗学唐代的王、孟、韦、柳，以“温柔敦厚”著称，乐府歌行有一部分能反映现实生活；宋指宋琬，诗学宋代的陆游,兼师唐代的杜、韩,以“雄健磊落”著称。不过“南施北宋”并不能代表当时诗坛主流，这时期的第一流诗人应推王士祯。王士祯作诗提倡“神韵”，是清代“神韵派”的领袖，左右诗坛数十年。他擅长的七言近体诗，涵情绵邈而出以纡徐闲暇，善于融情入景，神韵悠然。他主要崇尚的是王维、韦应物一派的“唐音”，在艺术上有新的特色；惟内容多属模山范水、吊古抒情之类，是清诗进入“盛世”时期后反映社会矛盾的精神趋于淡漠的标志。和王士祯齐名的朱彝尊，是著名学者，作诗才力宏富，但独创新貌不如王士祯。这时期的诗人，还有尤侗、彭孙遹、梁佩兰、吴雯、洪曻等人，诗以疏畅隽永胜；有陈维崧、吴兆骞、田雯、张笃庆等人，诗以豪迈典丽胜。其中吴兆骞、陈维崧所作歌行有近于吴伟业的,他们虽不是太仓人,也被视为能得“娄东”法乳的健者。王士祯的甥婿赵执信，著《谈龙录》，对王氏的诗歌理论表示不满，理论上的影响颇大；诗作“思路劖刻”，也较多地面向现实，可惜意境往往涵蕴不深，成就并不大。这时期堪与王士祯并称为第一流诗人的，应推查慎行。查氏是清代学宋诗派成就最大的人。他的诗受苏轼、陆游的影响最深，用笔劲炼，运思刻入，不流于滑易。他讲究音节色泽，又兼得唐诗的好处。赵翼《瓯北诗话》说：“故梅村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鄙意欲以继诸贤之后。”《瓯北诗话》于唐代只论列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四家，于宋以后只论列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四家，于清代只论列吴伟业、查慎行两家，由此可以略见吴伟业、查慎行两家诗的历史地位。这时学宋诗派中的著名诗人还有宋荦，他极为推崇苏轼，他的诗作工力不如查慎行，但也有一些佳作。

　　乾隆时期诗歌
　　主要活动年代在雍正和乾隆初年的厉鹗，著有《宋诗纪事》，搜罗广博，对宋诗钻研颇深，所作诗幽峭妍秀，工于炼字，五古尤胜，在学宋诗派中能够别开生面，号为“浙派”领袖。乾隆朝的重臣沈德潜作诗注重“格调”，效法汉魏盛唐，少数篇章能反映现实，但多数作品具有浓厚的封建卫道气息，较乏新鲜活泼的情致，他的诗被称为“格调派”，他的选诗和诗歌评论的影响颇大。继厉鹗而起的浙人钱载，他的诗在苍劲俚质中别饶清韵，也能避开“熟调”,自具一格,以生涩取胜。他的诗号称学韩愈，但受宋诗的影响也很深。在“神韵”、“格调”、宗唐、宗宋各派诗歌流行之后，相仿相袭,清诗又逐渐形成新的窠臼。这时期的诗人,能开新格局的是袁枚和赵翼。袁、赵和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袁枚的思想在当时比较通达，论事论情，务求平恕,敢于菲薄崇古、泥古的观念,冲击沈德潜一派所宣扬的传统“诗教”。他作诗反对模拟，提倡自写“性灵”。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新鲜之处。可惜创作态度不够严肃，不少篇章境界趣味不高，陷于轻薄。赵翼也是学识博通、重视创新的人。他的五言古诗，说理诙谐，评论世事，常有精辟而进步的见解，很有特色。蒋士铨诗骨力的坚苍胜于袁、赵，但创新不如。早年所作的《京师乐府词》,比较别致,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袁、赵两人，是清代“性灵派”诗的代表人物。除这三家外，郑燮所作古诗如《私刑恶》、《逃荒行》、《姑恶篇》、《孤儿行》，继承古代乐府诗的优良传统,朴素生动,具有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较深厚。黄景仁是一个早熟而短命的诗人，诗才极高。他的描写社会不平和个人遭遇不幸之作,感情强烈,笔调清新,境界真切,兼有“清窈之思”和“雄宕之气”，读起来使人回肠荡气。郑燮、黄景仁诗在重意境、重白描方面，和“性灵派”相近。这时期还有提倡“肌理”说的翁方纲，他把经史考据、金石勘研都写进诗中，成为所谓“学问诗”。

　　乾隆以后诗歌
　　生活于乾隆后期和嘉庆时期的著名诗人有张问陶，他的七言律绝，佳句络绎。张问陶也好谈“性灵”，赞成袁枚论诗主张，可以算是“性灵派”的诗人。舒位、孙原湘和王昙，被认为是可以接踵袁枚、赵翼、蒋士铨的诗人。三人中，王昙诗比较粗犷。舒位、孙原湘诗多出入于李白、李商隐、杜牧诸家。孙原湘诗富于巧思，多艳丽语；舒诗才力纵横，饶有奇气。他们的创作倾向基本上还是继承“性灵派”的，但比较起来，他们在诗坛的地位及作用，已不如袁、赵。从这里，可以看出“性灵派”的影响已渐趋衰微的迹象。乾隆、嘉庆时期，诗人很多，在上述诸家之外，还应提到的有气概豪迈、工于史的严遂成；以清迥为宗的姚鼐；缒幽凿险、诗中有画的黎简；格调秀雅、词采妍丽的吴锡麒；笔势奔放、语多奇崛的洪亮吉；不避粗犷、直抒胸臆的宋湘等等。但从总的趋势看，其后期的诗歌创作，已逐渐走向下坡路。

　　道光、咸丰时期，内外矛盾爆发，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进入了近代史的阶段，清诗的发展也转入一个新时期。

　　清诗总集，流行较广的有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王昶的《湖海诗传》，收录作家作品多、规模宏大的有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

　　另：
　　清代主要诗人及作品
　　1清初诗歌
　　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大学者，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正如龚自珍所说“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这三位学者也是名诗人。
　　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字宁人，因是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们习惯称他亭林先生。他在明末曾参加抗清起义，失败后拒绝与清朝统治者合作，专事游历各地，进行学术研究。下面这首五言古诗《精卫》表述了他的爱国之心: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
　　鹊来燕去自成窠。
　　前四句是向精卫鸟设问:天下不平事很多，你为什么要填海不止徒然自苦呢?接下的四句是诗人借精卫之口言志:说自己也是填海的精卫，并且死而无怨。最后两句是借鹊、燕讽刺那些卖国求荣、卖身求荣的人，嘲笑他们忘却民族利益只去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字太冲，号黎州，浙江余姚人。他也曾参加抗清斗争，明亡后拒绝为满清做官，潜心著述，终成大家。他的《卧病旬日未已，闲书所感》表明了明亡后他的痛苦心情:
　　此地那堪再度年?此身惭愧在灯前。
　　梦中失哭儿呼我，天末招魂鸟降筵。
　　好友多从忠节传，人情不尽绝交篇。
　　于今屈指几回死，未死犹然被病眠。
　　作者认为在明亡后的中国不好再生活下去了，为自己没能为国捐躯而感到惭愧。梦中失声痛哭被儿子唤醒；为亡友招魂时有飞鸟落到祭筵上，想象那可能是友人的灵魂化成的。许多死去的至交都可以入《忠节传》中，可是卖国投降的朋友也不少，给他们写绝交书都写不胜写(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之典)。屈指算来自己经历过多次死去的危险，如今勉强活着又被病魔缠住，承受着精神和肉体双重的痛苦。他的许多诗作都充满着这样的爱国精神。
　　钱谦益本是明末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但他没有经受住生死考验，投降了清朝，晚节不忠，被人诟病。他学问渊博，诗风老辣，影响很大。他注释的杜诗至今仍是研究杜甫的重要参考书。
　　吴伟业(公元1609—1672年)，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他也是横跨明清两代的人。他的诗内容宽泛，成就很高，诗名很大。他的名诗较多，其中最著名的还是讽刺吴三桂卖国行径的七言歌行《圆圆曲》。诗一开头就直接进入主题: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鼎湖”代指死去的皇帝(相传黄帝铸鼎于荆山，鼎成后乘龙升天，于是就把其处称为鼎湖)，这里指崇祯皇帝朱由检在李自成进北京时自杀于煤山事。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打败李自成收复北京，并进而向西进军。他的全部军队都为崇祯穿上白色孝服。据说吴三桂本来是准备归顺李自成的，后听说其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一说是刘宗敏)掠去，一怒之下改变主意投靠满清，并引清兵入关攻李自成。“红颜流落非吾恋”是拟吴三桂的口气，说失去一个女人我并不在意，主要是逆贼李自成太荒淫腐败了。这是用反话讥刺吴三桂。吴三桂迅速扫平李自成起义军并占领其根据地(黄巾是汉末农民起义军，黑山是汉末农民军根据地，在此代指李自成)。祭奠完崇祯和其父吴襄后再和陈圆圆见面(吴三桂全家38口人全被李自成杀死。陈圆圆暂时下落不明，不是吴三桂不想见)。接下去大段诗叙述吴三桂娶陈圆圆的经过。陈圆圆原是苏州一个采莲女，后来成为名妓，还入宫当过宫女。从宫里出来成为贵戚家的歌妓，又被贵戚(崇祯帝田贵妃之父田弘遇)送给吴三桂。打败李自成后，吴三桂找到陈圆圆，举行了盛大的迎接仪式。以后陈圆圆伴随吴三桂远征云南，直到吴三桂称王称帝，享尽荣华富贵。诗中说: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妻妾之类的事本不该和国家兴亡的事搅到一起，可是吴三桂这位“英雄”偏把美人摆到第一位，不惜让自己全家人被杀，使一个女人的名字留在历史上。这几句诗可谓讽刺入骨了。诗的最后借用吴王夫差沉缅酒色导致国破家亡的例子比喻吴三桂，讥刺他空做一场美梦，留下千古臭名。这首诗的内容也许不尽与史实相符，但诗是可以这样作的。吴三桂先是背叛国家，后又背叛清朝，是千古罪人，应该受到唾骂。
　　继吴伟业之后最著名的诗人是王士祯。王士祯(公元1634一1711年)，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官至刑部尚书。他的诗追求一种清新淡雅的风格，其七言绝句作得尤其好。我们看他一首《初春济南作》:
　　山郡逢春复乍晴，陂〔bēi杯〕塘分出几泉清。
　　郭边万户皆临水，雪后千峰半入城。
　　这是描写泉城济南的春色。陂塘即池塘。春天阴晴多变，此时突然放晴，阳光下的池塘里流出一股股清凉的泉水。济南素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之称。春雪过后城南千佛山的山影映入城中，无处不赏心悦目。再读他《真州绝句》之一首: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
　　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真州即今江苏仪征。江岸住的多是渔民，到处点缀着疏疏的柳树和池塘。傍晚风平浪静，在深秋的红树林中热热闹闹地在买卖鲈鱼。这是渔米乡的景致，描绘得简洁利落，宁静中带出活气。王士祯还是一位诗歌理论家，他推崇唐诗，强调诗要清新明丽，语言含蓄，要有神韵。这就是有名的“神韵说”，有相当影响。
　　清初诗人还有号称“南施北宋”的施闰章和宋琬，又有查慎行、赵执信等，他们虽不是当时的第一流诗人，可也相当著名。
　　2清中叶诗歌
　　清中叶(乾隆、嘉庆时代)是清王朝稳定发展的时期，学术上形成“乾嘉学派”，在考订、整理古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伟大的小说《红楼梦》。诗歌创作也有不小的成绩，是诗人辈出的时代。
　　这里应该提一笔乾隆皇帝，因为他喜欢到处题诗，所谓“乾隆遗风”大家都熟悉。他曾说“平生结习最于诗”，最推崇杜甫，是个热烈的诗歌爱好者。晚年自称平生赋诗四万多首，仅就数量说，他可能是中国“第一”诗人。他的许多诗摆皇帝架子，无甚特色，因此文学史上从没有人提到他。其实，他有一部分诗是写得挺不错的。我们从他的《过蒙古诸部落》中选几首读一下。其一:
　　识路牛羊不用牵，下来群饮碧溪边。
　　儿童骑马寻亡牯，只在东沟西谷边。
　　这是一幅黄昏牧归图，熟悉牧区生活的人都知道儿童骑马寻牛是常事，并且凭经验总能把牛找回来。其二:
　　小儿五岁会骑驼，乳饼为粮乐则那。
　　忽落轻莎翻得意，揶揄学父舞天魔。
　　小儿骑骆驼，嘴里吃着乳饼，高兴得不得了。有时偶而掉下来落在软草上，他就势顽皮地学着父亲跳起天魔舞(蒙古舞名)来。写得活泼可爱，恰似一幅牧民风俗画。其三:
　　猎罢归来父子围，露沾秋草鹿初肥。
　　折杨共炙倾浑脱，醉趁孤鸿马上飞。
　　猎罢归来，升起篝火烤鲜肥的鹿肉，拿出皮制酒囊(浑脱)尽情一醉，然后翻身上马追逐孤鸿飞驰而去。这就把勇壮剽悍的蒙古民族性格和其特有的生活方式活画出来了。诗中散发出浓郁的草原气息，这是那些文弱书生写不出来的。
　　沈德潜(公元1673—1769年)是乾隆年间影响较大的诗人。他字确士，号归愚，苏州人。他主张写古诗要以汉魏为准，写近体诗要以唐诗为准。他倡导“格调说”，即诗的内容要“温柔敦厚”，作诗要讲求格律、声调。按他的标准，他曾编选过《古诗源》、《唐诗别裁》等几部书，直到今天仍在印行。他在朝做官时和乾隆皇帝关系密切，是诗友。退休后，乾隆路过苏州时还召见过他。沈德潜有些小诗写得很新巧，如《过许州》:
　　到处陂塘决决流，垂杨百里罨〔yǎn掩〕平畴。
　　行人便觉须眉绿，一路蝉声过许州。
　　许州即今河南许昌。这样的夏景常见:池塘里流着清水(决决，流水声)，垂柳罨覆着平野。到处一片翠绿，满眼都是生机，使人觉得仿佛胡须眉毛都被染绿了，一路蝉声伴你走过许州。这下联想象新奇，不落陈套，令人觉得新鲜而又贴切。他的五绝《晚晴》也颇有新意:
　　云开逗夕阳，水落穿浅土。
　　时见叱牛翁，一犁带残雨。
　　乌云拉开空隙透出夕阳，仍有稀稀落落的雨点落在地上，可见是一场小雨。老农仍在喝牛耕田，犁铧上仍带着残留的雨滴。这一首也是下联写得形象。沈德潜影响大的是他的诗说和他编的历代诗别裁集，自己没有特别有名的诗传世。
　　提起郑板桥几乎人人皆知，他以绘画和书法闻名于世，其实他还是一名诗人。他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从不标榜什么派别，写诗从不装模作样，有话就说，直抒胸臆，憎爱分明，人们很爱读。我们先读他一首题画诗: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这是他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时题在一幅画上的诗。他出身贫苦，做官不忘民间疾苦，也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另一首《题竹石画》诗也被人们喜爱: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是用劲竹顽强的生命力比喻人的顽强精神，既是勉励世人，也是勉励自己。他曾自称“不仙不佛不圣贤，笔墨之外有主张”。他的画怪，字怪，诗也别具一格，怪得可爱。
　　袁枚、蒋士铨、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其中袁枚知名度最高。袁枚(公元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年轻时中过进士，入过翰林，当过县令，33岁便辞官归家，终其一生都以诗文自娱，是个典型的文人。在沈德潜提倡格调说的同时，袁枚提倡“性灵说”。所谓性灵，就是真性情，真感受，或者说是“赤子之心”。他反对模仿，认为模仿的作品虚假，只有真实才有生命。他曾说:“蛟龙生气尽，不如鼠横行。”这些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只是他没有认识到丰富的生活阅历的重要，使他的理论瘸了一条腿。他的七古《独秀峰》写得很有意味:
　　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
　　桂林山水奇八九，独秀峰尤冠其首。
　　三百六级登其巅，一城烟水来眼前。
　　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
　　前六句描摹独秀峰的孤立状态，平淡无奇，突然笔锋一转由山峰说到做人:为人正直有时可能会被孤立，这也同独秀峰一样，有独秀之美，不必为此烦恼。由于有这最后两句全诗就耐人寻味了。再看他的《马嵬》诗之一首: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人们读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之后，都为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生离死别叹惋不止。袁枚认为社会上像杜甫《石壕吏》所写的那种家破人亡的悲剧无时无地不有，那要比李、杨的悲剧凄惨得多。这个翻案文章作得多好!诗人和一般人唱反调，一细想，这个反调唱得有理，启人深思。袁枚的生活内容就是写诗作文，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
　　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他作诗态度极为认真，到了老年仍像年轻女孩梳妆打扮一样，自己未修改满意之前从不示人。这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有人吹嘘自己写诗作文文不加点一稿成，表示自己文思敏捷，读了袁枚这首诗应该感到惭愧。袁枚诗佳作不少，但没有历史上一流诗人那类大作，这是为什么?他说:“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所谓“灵犀”，就是他说的“性灵”，或者说是灵感，这他不缺乏；但他缺乏生活——广阔的社会生活，因而写不出大作。他写的《随园诗话》有许多很好的见解，至今广为流传，相比之下他的诗作就逊色了。
　　和袁枚同时又有翁方纲提出新理论——“肌理说”。他所说的“肌理”，就是道理和文辞，也就是学问。这种主张导致后来形式主义诗风的发展。
　　比袁枚略晚些出现一位著名诗人黄景仁(公元1749—1783年)。他字仲则，江苏武进人。家贫好学，怀才不遇，35岁便死去了。他的好些诗在其生前就广被传诵。如《癸巳除夕偶成》一诗至今仍常被人们引用: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漏，是古代的计时器。除夕之夜，在千家万户欢声笑语中时间慢慢逝去。诗人孤独寂寞地一人站在市桥之上，仰望星空陷入沉思。他感到可见的现实之外，似乎酝酿着某种危机正在暗暗向社会袭来，而沉浸在节日欢乐中的人们尚未觉察。这首诗作于1773年，当时正是所谓“乾隆盛世”，过了这个“盛世”，清王朝就急剧走下坡路了。作者不是未卜先知，而是居安思危，这正是我们文化传统中可贵的“忧患意识”。
　　3晚清诗歌
　　果然如黄景仁预感的，巨大的忧患降临到中国，从鸦片战争始中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也正是在此时出现了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字璱〔sè瑟〕人，号定盦〔ān安〕，浙江杭州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他就看清了官僚政治的腐朽，预感到危机的来临，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写了许多抨击现实的著作，诗歌也是他批判现实的武器。他的《咏史》一诗向来被人称道: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牢盆”是煮盐的器具。牢盆狎客指盐商即有钱人。“团扇”代指美人。团扇才人即专门吟咏淫辞艳赋的无聊文人。田横是秦末起义英雄之一，刘邦统一中国后他以自杀拒绝降汉，其500名部下也随他悲壮自杀。这首诗以悲愤的心情谴责社会的堕落。东南地方的人们整日过着奢侈淫靡的生活，上层社会的人们只知争名夺利勾心斗角。有钱人操纵社会，帮闲文人洋洋得意。人们谈起“文字狱”都吓得半死，不敢说真话；有人写书著文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最后作者愤激地指问:像田横及其部下那一类刚勇猛烈的中国人都哪里去了?难道都爬上官位享受荣华富贵去了吗?作者忧愤之情难以自抑，诗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和龚自珍齐名的魏源也是一位思想家和诗人，其忧国爱民的诗作同龚自珍近似。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有许多好诗传世。
　　鸦片战争之际，出现过许多爱国诗篇，如诗人张维屏的长诗《三元里》就写得有声有色，表现了鲜明的爱憎，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溪山。
　　真把乡民的义勇精神和壮大的气势活画出来了。接下来写英军的狼狈状态:
　　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
　　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
　　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
　　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
　　下者田塍〔chéng承〕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
　　老天也来帮忙下起大雨，火药淋湿，枪炮失灵，英军死伤惨重，眼看就要被全歼。可是腐朽无能的清政府阻止三元里民众进击，网开一面，使残余的英军得以逃遁，这使诗人无比愤慨。优秀诗人替人民说了话。
　　到19世纪后期，清王朝内外交困，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随着救亡运动的展开与发展，梁启超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语)，也即以旧形式表达新思想，应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也就在这时出现了杰出诗人黄遵宪。
　　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他是一名职业外交家，在东西各国居住多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他一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并且是清末维新运动中的一员。他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就是主张写亲身经历，亲身感受，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去当古人的奴隶。他经历多，“百年过半洲游四”，到过四大洲，见识深广，思想解放，所以他的诗内容开阔，手法灵活，真正实现了他“我手写我口”的主张。时移世易，人的思想也要随着世事的变化而进步，他的《感怀》诗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
　　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
　　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
　　上言三代隆，下言百世俟。
　　中言今日乱，痛哭继流涕。
　　摹写车战图，胼胝〔piánzhī骈枝〕过百 纸。
　　手持井田谱，画地期一试。
　　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
　　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
　　识古贵知今，通情贵阅世。
　　卓哉千古贤，独能救时弊。
　　贾生《治安策》，江统《徙戎议》。
　　当世的儒生们迂腐、固执、僵化、无知，他们诵读古书仅是武装嘴巴，装点门面。他们动辄说古代如何如何，指手划脚高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开口就是夏商周三代，说百代以下只要效法三代就好了。说到今天的乱世，他们只会痛哭流涕。继而大讲古代车战的经验，累死累活写出长长论文；或者研究古代的井田制，并要拿到今天实行。诗人说，古人并不是存心骗我们，只是今天和古代已完全不同，古人那套东西怎能用于今天?儒生们对当今世界懵〔měng猛〕然无知，就没有资格评论当前世务。认识历史是为了认识今天，要了解今天更重要的是去观察世界。历史上的卓越人才都是能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的，像汉代的贾谊写《治安策》、晋代的江统写《徙戎议》那样。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不算稀奇，但说在一百多年前，那是须有相当见识的。在他的《人境庐诗草》中，诗人还介绍了许多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知识，讲到许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事物，开阔了当时人们的眼界。
　　和黄遵宪同时的一些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也都有许多好诗留世；而当时以复古为趋向的“同光体”诗人却没有什么传世之作。
　　19、20世纪之交，旨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许多革命志士如章太炎、秋瑾、邹容、陈天华等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们的铮铮作响的诗句将与他们的英名一样永远垂示后人。下面是秋瑾的一首《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她忧心如炽，奔走救国，这种感情宣泄出来就成为动人的好诗，读过之后一位爱国女英雄的形象就矗立在我们眼前。
　　邹容在1901年东渡日本之前也曾写诗言志: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他写过著名的《革命军》一书，号召人们参加革命斗争，并把自己19岁的年轻生命献给了革命。
　　以柳亚子等人为首，以同盟会员为主体的“南社”是一个著名的诗歌团体，其宗旨很明确，就是要以诗歌为武器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斗争，留下了许多优秀诗作。如南社重要成员苏曼殊的《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前一首以战国末年反对秦始皇称帝逃隐海上的鲁仲连自比，表示抗清决心；后一首用《易经》“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意思比喻清末战乱，对许多荆轲一样的猛士为民族解放捐躯表示悼念之情。

清代诗，是中国诗歌的复兴时代也！

[ 本帖最后由 mannvzi 于 2009-4-3 17: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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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诗经》概述  

　　《诗经》乃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两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诗经》305 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 8 岁 。 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 。 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 ，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体例分类
    《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 分为风 、 雅、颂三类。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 。②雅 。即朝廷之乐，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 ，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 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 。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③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 ，《商颂》5篇 ，共40篇 。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 ； 《 国风 》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思想内容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 》、《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 》、《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 》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鄘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 》、《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 ， 这显然又是“ 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 ，《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诗经》“六义”
　　《诗经》“六义”指的是 风、雅、颂、这三个说的是内容；赋、比、兴，这三个说的是手法，这就是“六义”。
　　《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称作“十五国风”共160篇。
　　《雅》分为《小雅》（31篇）和《大雅》（74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
　　《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它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
　　国风•周南 国风•召南 国风•邶风 国风•鄘风 国风•卫风 国风•王风 国风•郑风
　　国风•魏风 国风•唐风 国风•齐风 国风•秦风 国风•陈风 国风•桧风 国风•曹风 国风•豳风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
　　“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诗经》的作用
　　《毛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但是诗与乐舞终将会分离，因为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艺术必然趋向于细化，因此诗歌便从歌辞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体。《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诗经中还出现了歌颂教师的篇目，极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歌颂教师的诗歌。（《菁菁者莪》）其中的“君子”即是指教师。虽然今人多认为是爱情诗，但证据不足。比如说，《诗序》中就提到了“菁菁者莪，乐育人也；君子能长育人才，则天下喜乐之矣。”从这里就很明显能看出这首诗歌真正的方向。
　　《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祭祀典礼，战争徭役，定都建国，燕飨欢聚，狩猎耕耘，采摘渔牧，君王贵族，将军大夫，君子淑女，农夫商贾，思妇弃妇，游子隐逸，初恋思慕，闺怨春情，幽期密会，洞房花烛，迎亲送葬，怀人悼亡，草木鱼虫，飞禽走兽，莺啼马鸣，风萧雨晦，波光山影，火山地震，祈祷祝愿，占卦圆梦等等，其信息量之大，文献价值之高，令人惊叹。可以说，一部《诗经》立体地再现了生存环境、事态人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反映，其内容在世界古代诗歌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远比印度的《吠陀》与基督教《圣经》中的诗篇要广泛得多。它的主题已不限于宗教性的，或仅仅表达一种虔诚的感情，它也不像荷马史诗只谈论战争与冒险，它歌唱的是人的生活，人的感情，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说：“卑俗的山歌俚曲，/现今日常熟悉的事情，/天然的悲苦和伤逝，/过去有过，以后还会有。”（选自《孤独的割麦女》）在如此自然，如此朴素，如此亲切地表现普通人民的心声和感情方面，很少有别的诗集堪与《诗经》相提并论。

《诗经》的作者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诗经》详细目录
　　风 周南 召南 邶风 鄘风 卫风 王风 郑风 齐风 魏风 唐风 秦风 陈风 桧风 曹风 豳风
　　雅 鹿鸣之什 南有嘉鱼之什 鸿雁之什 节南山之什 谷风之什 甫田之什 鱼藻之什 文王之什 生民之什 荡之什
　　颂 周颂•清庙之什 周颂•臣工之什 周颂•闵予小子之什 鲁颂•駉之什 商颂

《诗经》的编纂者
　　但是，究竟由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成书的呢?迄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孔子删诗。把《诗经》的编纂之功归之于孔子一人。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于；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都认为是由孔子选定《诗经》篇目的。 但是，持异议者提出一些反驳的理由：一，《史记》言孔子删诗，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近七十。在此之前，孔子均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中青年时期，《诗经》已为三百篇。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其时孔子虚龄只有八岁，可见当时《诗经》已定型。三，周代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吴攻楚，楚败几亡，楚将申包胥到秦国朝廷请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为感动，赋《诗经•无衣》，表示决心相救，恢复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那么，究竟由谁来编纂《诗经》的呢?
　　一说王者采诗。《诗经》中诗歌的创作时间，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秦穆公时，绵延五个世纪。创作的地点，几乎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汉水一带，纵横上千里。怎样把众多的诗歌集中起来呢?早在汉代就出现了“王者采诗”的说法。《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迪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都说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车去全国各地采集诗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诂》)。
　　一说周朝太师编定。今人朱自清认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他在《经典常谈》中指出，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要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诗、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附带乐谱、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整理《诗经》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今本《诗经》的《商颂》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师在十二篇基础上删定的。由此看来，《诗经》应当是周王朝的太师编定的。

《诗经》的整理
　　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①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６２９页。
　　具体地说，《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
　　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
　　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
　　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
　　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
　　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
　　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
　　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尤其表现在每首诗歌的开头部分），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诗经》中的诗歌擅长以赋比兴开头，影响了后来的民歌。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语言大胆而清丽，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孔子是否删过《诗经》
　　《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要之，《诗经》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这些，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文学发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但是，这部伟大的著作，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许多方面众说纷纭，无法作出定论。孔子是否删过《诗》就是一个悬案。
　　汉代时，司马迁通过对《诗经》及孔子的研究，提出了孔子删诗的观点。主张这种说法的理由主要有下面三点：
　　第一，汉代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司马迁所依据的材料自然比后人要多，也更加可靠。我们怎么能不相信汉代的司马迁，而相信唐宋以后的说法呢？
　　第二，古代大小国家有一千八百多，一国献一诗，也有一千八百多篇，而现存的《国风》，有的经历十个，二十个国君才采录一首，可见古诗本来是很多的，根本不止三千。孔子从前人已收录的三千多篇诗中选取三百零五篇编为集子，作为教科书，是可能的。
　　第三，所谓删诗并不一定全篇都删掉，或者是删掉篇中的某些章节，或者是删掉章节中的某些句子，或者是删掉句中的某些字。我们对照书传中所引的，《诗经》中有全篇未录的，也有录而章句不用的，可见这种情况是与删《诗》相吻合的。
　　诗经 （为后代课本）
　　持不同意见的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孔子没有删过《诗》的理由。其主要理由有：
　　第一，《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演奏十五国风和雅颂各部分，其中的编排顺序与今天的《诗经》大体相同。而据现存的资料看，孔子当时只有八岁，根本不可能删《诗》，可见孔子之前就有和今天《诗经》的编次，篇目基本相同的集子。
　　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说“正乐”，并没有说删《诗》。虽然当时的诗是配乐的，但诗，乐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诗主要指文字，而乐主要指乐曲。再说孔子返鲁“正乐”时已经六十九岁，如果删《诗》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在这之前他一直说“《诗》三百”呢？
　　第三，《诗经》中有不少“淫诗”，这些不符合孔子礼乐仁政思想的诗，为什么没有删掉？
　　第四，先秦各种史籍所引的诗，大多数见于今天的《诗经》，不过五十首，这说明《诗》在当时只有三百篇。即使孔子删过诗，由于他在当时只是诸子中的一家，影响不是很大，也不大可能影响到同时期的其他著作，更不可能影响到他以前的著作。
　　上述两种观点，唇枪舌剑，至今还争论不休。从表面上看，似乎后者证据更有力一些，但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不能硬扣一，二条死材料，而应该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些合理的推测。当然问题并不会如此简单，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对研究《诗经》，尤其是研究孔子的思想都会有很大帮助的。

诗经名句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国风•周南•关雎》
　　译：鱼鹰和鸣咕咕唱，在那河中沙洲上。美丽善良的姑娘，正是君子好对象。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国风•秦风•蒹葭》
　　译：河边芦苇青苍苍，晶莹露珠结成霜。所恋的那个心上人，正在河水那一方。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国风•周南•桃夭》
　　译：桃树蓓蕾缀满枝杈，鲜艳明丽一树桃花。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国风•卫风•硕人》
　　译：浅笑盈盈酒窝俏，晶莹如水眼波妙。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国风•王风•黍离》
　　译：了解我的人，说我心中忧愁；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有什么奢求。高远的苍天啊，是谁把国家害成这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诗经•国风•郑风•子衿》
　　译： 我衣领颜色青青，日日思念在我心!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诗经•国风•卫风•木瓜》
　　译：他送我木瓜，我就送他美玉。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
　　译：当初离家去远方，杨柳飘扬春风荡。如今归来奔家乡，雪花纷飞漫天扬。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诗经•国风•郑风•风雨》
　　译：风雨晦暗秋夜长，鸡鸣声不停息。看到你来这里，还有什么不高兴呢？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国风•卫风•淇奥》）
　　译：这个文雅的君子，如琢骨角器一般，如雕玉石般完美无斑。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诗经•周南•关雎•序》）
　　译：指提意见的人只要是善意的，即使提得不正确，也是无罪的。听取意见的人即使没有对方所提的缺点错误，也值得引以为戒。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
　　译：在别的山上的宝石，同样可以雕刻成玉器。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诗经•国风•卫风•木瓜）
　　译：你送我木桃，我就以琼浆玉液报答。这不能算报答，是为了能用结为好啊。（注：《木瓜》本来就是表达男女爱慕之情的。）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
　　译：开始还能有些法度，可惜很少能得善终。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小雅•鹿鸣》
　　译：野鹿呦呦叫着呼唤同伴，在那野外吃艾蒿。我有许多好的宾客，鼓瑟吹笙邀请他。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诗经•国风•邶风•击鼓》
　　译：我会牵着你的手，和你一起老去．
　　月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国风•陈风》
　　译：月亮出来，如此洁白光明，璀璨佳人，如此美貌动人。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诗经.国风.魏风.硕鼠》
　　译：老鼠老鼠，别再吃我的黍。多年侍奉你，可从不把我顾。发誓要离开你，到那舒心地。
　　（这里把剥削阶级比作老鼠）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小雅。鸿雁。斯干》
　　译：溪涧之水蜿蜒流淌，南山景致青翠幽深。
　　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诗经.国风.邶风.柏舟》
　　心中的幽怨抹不掉，好像没洗的脏衣裳。静下心来思前想，只恨想飞无翅膀。
　　
　　《诗经》●国风•周南
　　○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颓。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螽斯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 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兔罝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肃肃免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矣，不可方思。
　　○汝坟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赪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
　　○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有狐
　　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
　　有狐绥绥，在彼淇厉。心之忧矣，之子无带。
　　有狐绥绥，在彼淇侧。心之忧矣，之子无服。
　　○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作为中华爱诗写词之人，你不可能不去了解《诗经》这流芳百世、影响深远的奠基名作！

[ 本帖最后由 mannvzi 于 2009-4-3 19: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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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现代诗

　　“现代诗”名称，开始使用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
    现代诗的含义：
　　1.形式是自由的
　　2.内涵是开放的
　　3.意象经营重于修辞。
　　“古典诗”与“现代诗”的比较：
　　“诗”者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以“思无邪”的诗观，表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强调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现代诗”强调自由开放的精神，以直率的情境陈述，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现代诗的特点
　　* 有高度的概括性、鲜明的形象性、浓烈的抒情性以及和谐的音乐性，形式上分行排列。
　　现代诗潮的十大流派
　　* 现实主义
　　* 唯美主义
　　* 象征主义
　　* 新浪漫主义
　　* 意象主义
　　* 未来主义
　　* 表现主义
　　* 超现实主义
　　* 后现代主义
　　* 具体主义
　　现代诗歌的分类
　　诗歌的分类也有多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基本的有以下几种：
　　1．叙事诗和抒情诗。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
　　（1）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2．格律诗、自由诗和散文诗。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1）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
　　（2）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年）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3）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
　　现代诗的发展
　　中国现代诗也可以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
　　* 中国现代诗歌：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的诗歌称为中国现代诗歌
　　* 中国当代诗歌：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的诗歌称为中国当代诗歌
现代诗主要流派
　　新月派
　　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三美”中的音乐美是指新月派诗歌每节韵脚都不一样，好像音乐一样。建筑美是指诗歌的格式好像建筑一样。绘画美指的是新月派诗歌的每节都是一个可画出的画面。
　　相关详情见：新月派、新月诗社
　　九叶派
　　九叶派特点之一注重现实。
　　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 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
　　“九叶派”则是40年代以《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中心的另一风格趋向的诗人群（又称“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是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袁可嘉等。
　　80年代出版有他们9人的诗歌合集《九叶集》，“九叶派”由此得名。他们大都是校园诗人出身，从战乱中感知人民的希求，重视诗人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独特体验；他们深受西 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陶冶，力求突破传统的主观抒情的方式，追求现 实性、象征性与哲理性的结合，探索诗歌表达的“戏剧性”（主要指诗歌的情思展开以及语言表现都要有矛盾张力，而不是直抒胸臆），让诗歌更深入表现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内心生活的复杂性。文学史通常认为“九叶诗派”的艺术探求很有价值，拥有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诗人诗作，对新诗的表达方式以及诗学观念都有大的突破。
　　朦胧派
　　朦胧诗派：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海子、杨炼等。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以朦胧诗为主的新诗潮诗歌运动在70年代末“思想解冻”后逐渐进入高潮时期，其标志便是1979年3月号《诗刊》上北岛短诗《回答》的发表，随着《回答》一诗的发表，“朦胧诗”开始由地下状态进入公开状态，新诗潮诗人不仅很快就占领了各种文学报刊的主要版面，他们还创办了自己的民间诗歌刊物《今天》杂志，推出了一批优秀诗人的作品，如北岛、杨炼、顾城、江河、舒婷、芒克、江河、严力等，并且引发了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一次历时数年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
　　这类诗歌在创作手法上大量使用象征的艺术表达方式，使得诗歌的文学意义充满多样性和不明确性，所以也被人们称为朦胧诗。朦胧诗人们在反思和对自我价值的探寻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的位置，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就是为后人提供历史的见证，因此，“提供历史的见证”也就成了“朦胧诗”的最终主题。
　　1985年11月出版的《朦胧诗选》收集了这些诗人的作品，这也是朦胧诗派一词的来源之一，又因为相当一部分朦胧诗人都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朦胧派也往往被称为今天派。
　　20世纪80年代开始，朦胧派被陆续出现的新诗潮流派取代，从1984年开始，中国新诗潮诗歌运动进入“后朦胧派”发展阶段。
　　代表诗人： 食指 北岛 杨炼 多多 根子 舒婷 芒克 顾城 黄翔 江河 梁小斌 严力 王小妮 林莽 方含 田晓青 哑默 傅天琳

现代诗，也有押韵的格律诗噢！

[ 本帖最后由 mannvzi 于 2009-4-7 12: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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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散文诗

　　兼有诗与散文特点的一种现代抒情文学体裁。它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描写性的某些特点。从本质上看﹐它属于诗﹐有诗的情绪和幻想﹐给读者美和想象﹐但内容上保留了有诗意的散文性细节﹔从形式上看﹐它有散文的外观﹐不像诗歌那样分行和押韵﹐但不乏内在的音乐美和节奏感。散文诗一般表现作者基于社会和人生背景的小感触﹐注意描写客观生活触发下思想情感的波动和片断。这些特点﹐决定了它题材上的丰富性﹐也决定了它的形式短小灵活。
　　散文诗是一种近代文体﹐是适应近﹑现代社会人们敏感多思﹑复杂缜密等心理特征而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国1000多年前就有类似散文诗的作品﹐欧洲在16﹑17世纪不少作家就写过很有诗意的散文﹐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流行起来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第一个正式用“小散文诗”这个名词﹐和有意采用这种体裁的是法国诗人波特莱尔。他认为散文诗“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汤﹐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在中国新文学中﹐散文诗是一个引进的文学品种。1915年 2卷 7期的《中华小说界》刊登的用文言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四章散文诗(当时列入“小说”栏﹐译者刘半农)﹐是外国散文诗在中国的最早译介。1918年4卷 5期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刘半农翻译的印度作品《我行雪中》的译文﹐文末所附的说明指出它是一篇结构精密的散文诗。“散文诗”这一名称从此开始在中国报刊上出现。对於这一文体的性质和特点﹐《文学旬刊》在1922年曾有过理论探讨﹐西谛(郑振铎)﹑滕固﹑王平陵等人都发表了意见。
　　<关于散文诗的定义>
　　一、散文诗，必须有两个特点：
　　其一，散文诗是诗和文的渗透、交叉产生的新文体。
　　散文诗是散文与诗“嫁接”出来的品种，这是没有疑问的。散文诗具有诗与散文的“两栖”特征，散文诗既吸收诗表现主观心灵和情绪的功能，也吸收了散文自由、随便抒怀状物的功能，并使两者浑然一体，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可以说不熟悉诗与散文这两种文体，就很难创作散文诗。但是散文诗究竟是一种新的文体，还是如有人说的：散文诗是“散文的诗”和“诗的散文”？关键要看散文诗是否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或者说散文诗区别与诗和抒情散文的艺术特征是什么。
　　其二，散文诗有其独特的审视人生方式，即运用比较自由的形式抒写心灵或情绪及其波动。从总体上看来，散文诗是抒写心灵或主观情绪的文体。
　　波德莱尔是散文诗的最初创造者之一。他说过：“当我们人类野心滋长的时候，谁没有梦想到那散文诗的神秘，－－声律和谐，而没有节奏，那立意的精辟辞章的跌宕，足以应付那心灵的情绪、思想的起伏和知觉的变幻。”。他还说：散文诗这种形式，“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动荡、波动、惊跳，这说出了散文诗的主要艺术特征。
　　要说明上述两点，必须进一步区别散文诗与诗、与散文（尤其是抒情散文）的不同之处。
　　二、散文诗与诗、与散文（尤其是抒情散文）的区别。比如结构、语体、节奏等方面的不同。
　　（1）散文诗与抒情诗的区别。抒情诗由于要讲究句式的整齐或大体整齐和音乐韵律，因此，即便是自由体的抒情诗，在表现心灵或情绪时也不能不受到较多限制。正是为了突破限制，更舒卷自如地写出心灵的真实状态，于是才有散文诗这一文体的诞生。
　　散文诗与诗歌的不同之处在于散文诗经常运用描述和议论的表现手段。
　　与诗相比，散文诗没有诗的韵脚、节奏、音节、行数、排列，即没有诗歌的外形式的羁绊。散文诗的形式至少有如下几种：散文的形式，散文与诗交错排列的形式，即整段“散”的文字与单句(诗句)的交错。这是抒情诗不可能有的自由自在的形式。
　　（2）散文诗和抒情散文同是抒情文体，但散文诗独特的艺术特征是它的“动荡、波动、惊跳”。
　　承认散文诗是抒写心灵或情绪及其波动的文体，这与抒情散文的界限也就不难区分了。抒情散文总是离不开纪实，更不用说那些以记叙真人真事为主的叙事散文了。而散文诗几乎没有原原本本地记录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的。即使我们称为纪实的散文诗，究其实也是抒写的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印象，不过这印象很少“变形”——很少对现实生活作想象式的反映罢了。
　　在结构上，有人说，诗是以“线”抒写生活，散文是以“面”反映生活，散文诗是以“点”折射生活。散文大都有时空长度，都有线索；散文诗无需线索，篇幅较短，常常是作者情感燃烧的那一点辐射开来，而内在情绪则形成环环相扣的情感冲击波，冲动读者的心弦，进入诗的境界。
　　在语体上，散文诗的语言是抒情性的想象的语言，散文的语言是叙事性的现实的语言。散文诗的语言具有散文语言无法比拟的弹性美、丰富性和不确定性，情感含量和美感含量都比较大。散文为文，语言要求简洁洒脱，更多一些娓娓而谈，写清作者情之所系的来龙去脉，抒情也更细腻，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衔接较紧密。散文诗为诗，语言要求浓缩、跳跃，一般是跳跃式地联结意象，句与句之间，尤其是段与段之间，往往是似断实连的关系，这就留下较多的可供读者想象的空白美。
　　因此，散文诗既不是散文的诗，也不是诗的散文，它是具有完整性、特殊性、独立性的文体形式。
　　<关于散文诗的结构>
　　散文诗结构的基本方式大体有纪实性（直抒式）、想象式、哲理式和象征式四大类。
　　1、纪实性（直抒式），即“意在象表”，比较外露。比如写景抒情、叙事抒情等。或者说是心灵感受外部世界基本上是原原本本的，是什么就在心灵投影什么，很少变化。直抒胸臆的散文诗通常用此种方式。
　　2、想象式，指的是散文诗作者感受外部世界时，往往浮想联翩，由此及彼，由具像到抽象。比如我写晚霞，联想到玫瑰园、再联想到人的暮年等。
　　3、这种散文诗和其他散文诗的区别是它有理性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以新的哲理发现和表述为特点。写作是为了表述某一个哲理为目的。
　　4、象征式，是通过物象与心意在某象征物中若即若离的吻合来暗示诗意。比如茅盾的《白杨礼赞》，高尔基的《海燕》等。
　　五四时期的刘半农﹑徐玉诺﹑许地山﹑焦菊隐，新月诗社的徐志摩等人都有散文诗发表。鲁迅﹑郭沫若﹑茅盾﹑朱自清﹑冰心﹑郭风﹑柯蓝等作家创作的散文诗在中国新文学中有相当的影响﹐其中思想和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海燕〉也是很著名的散文诗。
　　散文诗：
　　《蛇》 冯至
　　我的寂寞是一条蛇，
　　静静地没有言语。
　　你万一梦到它时，
　　千万啊，不要悚惧！
　　它是我忠诚的侣伴
　　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
　　它想那茂盛的草原
　　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它月影一般轻轻地
　　从你那儿轻轻走过
　　它把你的梦境衔来了
　　像一只绯红的花朵

　　《纸船》 　冰心
　　我从不肯妄弃一张纸，
　　总是留着——留着
　　叠成一只只很小的船儿，
　　从舟上抛下在海里。
　　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
　　有的被海浪打湿，沾在船头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叠着，
　　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
　　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
　　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
　　和悲哀归去。

　　现在在初中教材中也有很多散文诗.比如纪伯伦<组之歌>,鲁迅的<雪>,巴金的<月>
　　散文诗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

相信大家都很喜欢散文诗吧！

[ 本帖最后由 mannvzi 于 2009-4-7 12:4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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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S4769 金币 +7 辛苦了 2009-4-10 07:53

引用:

格律诗

　　诗歌的一种。格律诗是指唐以后的古诗，分为绝句和律诗。篇式、句式有一定规格，音韵有一定规律，变化使用也要求遵守一定的规则。它是古老和传统的诗体，结构严谨，字数、行数、平仄或轻重音、用韵都有一定的限制。“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格律诗。如中国的近体诗(绝句、律诗)、西方的十四行诗、五行打油诗、四行诗、西班牙的八行诗、意大利的三行诗以及日本俳句等。
　　格律诗是在字数、韵脚、声调、对仗各方面都有许多讲究的诗。它规定诗有定句，句有定字，字讲平仄，严格压韵，而且律诗的中两联要对仗等。它是根据汉语一字一音，音讲声调的特点和诗歌对音乐美、形式美、精炼美的特殊要求而产生的，所以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而流转不息。
　　格律诗对声律的要求极为严格。声律包括压韵和平仄，其中又以平仄最重要，正如毛主席所说：“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给陈毅同志的一封信》）
　　格律诗分为绝句和律诗，都分五言和七言，律诗还有排律。那种以为绝句就是律诗的分割的观点应该说是不正确的，绝句产生在律诗之前，绝句产生的时候格律诗还没有完全定型，故而还有不合律的古绝存在，如床前明月光。
　　格律诗的定字定句要求大家大体都知道，值得一提的是律诗的中间两联一定要对仗。韵脚方面格律诗多以平韵为主，起首一句可压韵也可不压韵，其他的单句尾字讲究平仄，一定要与韵脚的平仄相反。那么最难的，应该就是句中字的平仄问题了。
　　这里，我们简单地说一下格律诗的创作规则。关于格律诗的创作，王永义先生编了个歌谣，可供参考：
　　格律不难记，二四六分明。首句仄平仄，或为平仄平。
　　上下句要对，邻句粘即成。四字防孤平，末防三连同。
　　七绝重一遍，七律也就成。双末押平韵，单末多仄声。
　　七言去两字，五言不费功。起收式怎知？首句二末定。
　　大体意思是：近体诗的格律不难记住，每句第二四六字的平仄一定要符合。第一句的第二四六字应该是仄平仄，或者是平仄平。上句第二四六字的平仄与下句第二四六字的平仄要对立，邻句，就是第一联的末句和第二联的首句，第二四六字的平仄要相同。七言第四个字一定要防止出现孤平，它自己是平音而左邻右舍都是仄音就叫孤平，每句末三个字应防止全平或全仄。确定了绝句格律的步骤，再重复一遍就成了律诗的格律。律诗双句末一字都是平声，押一个韵，单句末一字多数是仄声。七言诗的格律去掉前面两个字，注意，此时第四字应为第二字，就成了五言诗的格律了。一首格律诗是平起还是仄起，是平收还是仄收，都要看第一句第二字和该句末一字。[/size]

希望大家看了，就不难创作格律诗了！

[ 本帖最后由 mannvzi 于 2009-4-7 12:5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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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S4769 金币 +8 辛苦了 2009-4-10 07:54

引用:

古体诗

　　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前，除楚辞外的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
　　四言诗，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虽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体诗。《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
　　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李白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　　此外，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都属古体诗范围。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来避律。
　　古体诗是与“近体”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以前，除楚辞体外的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不拘对仗、平仄。押韵宽，除七言的柏梁体句句押韵外,一般都是隔句押韵,韵脚可平可仄，亦可换韵。篇幅长短不限。句子可以整齐划一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也可杂用长短句，随意变化，为杂言体。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杂言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汉魏以来乐府诗原是配合音乐的，有歌、行、曲、辞等。唐人摹仿前代乐府而作，有沿用乐府古题的如李白《蜀道路难》，有即事名篇另立新题的如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新乐府》,都已不合乐，实属古体诗范围。另外,唐以前即有以四句为单位的绝句，或称“古绝句”，唐时也有作者，与讲究平仄的近体绝句不同，也属古体诗一种。
　　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有一部分诗作开始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是古体到近体间的过渡形式,或称“新体诗”。
　　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如王勃《滕王阁》为古体诗,但它平仄合律,全篇八句，在声律上近似分押仄、平两韵的两首七言绝句。唐代律诗格律定型之后，诗人们的古体作品中更常溶入近体句式。如王维、李颀、王昌龄、孟浩然等人的五古中颇有律句、律联。歌行体如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中，也有不少句子是入律的。而有的诗作者则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李白、杜甫、韩愈等均有所创造。后来明、清学者自觉注意到古诗溶入律句和用拗句避律的现象。清代王士□更认为古诗有平仄，于是赵执信、翁方纲等人专门研究古诗声调。他们的研究，对于诗歌创作时自觉区别古体、近体声律不无贡献，但由于忽视古诗实以自然音节为主，因此颇有牵强，以至被讥为“不见以为秘诀，见之则无用”。

若有雅兴，不妨学作古体诗啊！

[ 本帖最后由 mannvzi 于 2009-4-7 13:0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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